经过几天的行军，我七十八师进抵山城堡以南仅几公里的八 里铺。这时，红军各部队在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任弼时政委、刘伯承 参谋长的统一指挥下，向山城堡地区集中。
红三十一军行经我团驻地时，萧克军长带着他的妻子和10几 个干部、警卫员，找到我问：“我是萧克，有吃的东西没有?想办法搞 点啊。”
我立即去一问，现成的饭菜都没有了，还剩下一点荞面和一 个牛头。
萧军长说：“行啊，麻烦赶快做一做!”
炊事员们立即动手， 把牛头又洗又烫，炒了一锅牛头肉，把荞面烙了饼子。他们真是饿 极了，10几个人一下子吃了个精光。然后，再三道谢，高高兴兴地走了。
40多年后，我在兰空工作，萧克同志来兰州地区视察，还专门来到兰空，回忆这段往事，和我重叙战斗情谊。
11月20日拂晓，敌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二三二旅两个团及 二三四旅1个团进占山城堡及附近地区，并派出两个连向八里铺 进攻。韩先楚师长命我团给敌迎头痛击，消灭敌军大部，残敌退走。
21 日，敌军两个团又向我师阵地发动猛攻， 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和 我军展开争夺战。敌军凭借火力优势白天将阵地占领，我们又借夜 战、近战之长，夜间把阵地夺回。敌军始终没有前进一步。
11月21 日下午，我军完成对山城堡之敌的包围并切断了敌 人向西北方向甜水堡的退路。
战斗打响后，红一军团由南边和西南 方向向敌攻击；
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一军接替我们红十五军团的 部分战斗任务，三十一军由正面进攻。
当萧克军长率队上来，要我 把阵地交给他时，我因为没接到命令，不敢交。他让我带他去找韩 先楚师长，没找到，找到了军团长徐海东。我得到命令，将阵地移交 红三十一军。
总攻发起后，我各路红军在前总的指挥下，向敌展开猛烈攻 击。敌凭借山城堡有利地形及工事垂死顽抗。经一昼夜激烈战斗， 将敌第七十八师二三二、二三四两个旅共5个团全歼。我团和师主 力一直将残敌追到百里之外的宁夏盐池县西南部的大水坑与敌相 峙。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第一次联合作战取得的重 大胜利，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后一次重大战役。它对巩固和 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重大的 历史意义。
紧急南下秦岭御敌
山城堡战役结束后，红七十八师在甘肃环县西边的二道沟大 水坑一带与敌胡宗南部对峙。
大约1936年12月13或14日，天正 下雪，师部通知团长、政委立即到师部开会。我和颜东山团长到师 部刚一跨进门，师政治部主任谭甫仁劈头就问我：“蒋介石被抓起 来了，你相信不相信?”
我好一阵愣怔，这句话问得太突然了，难道 蒋介石亲自领着部队来“围剿”，被我们俘虏了吗?那太好了!我脱 口而出“相信”!
他笑了，又问：“你说是放还是杀?”
我说这还用问， 喊了一声：“当然杀!”还作了一个往下劈的手势。师首长们都笑了。
接着又问颜团长，他和我回答的一样。
二三三团、二三四团团长和 政委来到后，也照样被“考问”了一遍。
我非常高兴，我想师首长不 会开这么大的玩笑，蒋介石肯定被抓住了，至于杀不杀可能要征求 大家的意见。只要把这个坏蛋一杀，全国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我急 着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等人都到齐后，韩先楚师长宣布开会，由 崔田民政委宣读中共中央发来的两份电报。
一份是通报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另一份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令，命令红军立即南下，会同东 北军、西北军抵御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30万军队和顾祝同10万 军队对西安的进攻。
宣读电报后，韩先楚师长、谭甫仁主任分别讲 话，动员部队立即准备当晚出发。
散会后，我和颜东山团长跨上马 就往回跑。回去就集合部队传达了上级指示，大家立即动手准备。 抓了蒋介石，不杀他，不能不令人遗憾!但杀还是不杀要听中央的。
当夜部队整装出发，经环县、曲子、到庆阳后休整了三四天。我 参军离开家乡已经整整3年， 一直没有通过音讯，不知道母亲和4 个弟妹日子过得怎么样?我想回去看看。
请示师部，答复说需野战 军批准。当时野战军总部就在庆阳城内，我立即去总部，见到野战 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杨尚昆同志同意我回去，让我当天走第二天 回来。我带一个警卫员飞马而去。
{jz:field.toptypename/}庆阳离我家乡刘沟村约有120里路，快马加鞭下半夜就到了。 母亲见到我只是哭，四五岁到十一二岁的妹妹、弟弟爬在炕上的烂 棉絮里怯生生地看着我。家里没有劳力，地里打不下粮食，目子过 得实在困难!真正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弱小的弟妹常去要饭! 幸好当地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家属，常常给点救济，才没有饿死。
我听后心里酸酸的，泪水在眼里打转。我对母亲说，儿在外边打仗 顾不了家，也是为了穷人以后能过上有衣穿有饭吃的好日子。有困 难自己要克服，政府也会照顾的。说了会儿话，挤在炕上打了个盹 儿就该走了。
那时候红军艰苦得很，除了吃饭，一分钱津贴也没有。刘志丹 规定的纪律：打土豪不交公、搜俘虏腰包要处死刑!
我和警卫员口 袋里掏不出一分钱，只好脱下自己贴身的一件单衣、一条单裤给母 亲弟妹留下，警卫员也脱了一件上衣。我们回到部队驻地时，部队已出发了，我们紧追才赶上了部队。
1937年元旦前后，我们红十五军团到了咸阳。几天后接到命 令，南下协同西北军抗击沿西荆公路进攻的顾祝同部，保卫西安。
部队从咸阳南边渡渭河，那时河上还没有桥，是用大木排渡过去 的。过河到了陈杨寨，看见铁路了。那时绝大部分人没见过火车， 只有从东北军解放来的战士知道火车。
路过西安时部队没有进城，而是绕城过去的。团以上干部到城 里的红军办事处去了一下。在那里见到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 长罗瑞卿同志。罗瑞卿见大家还没有吃午饭，给每人发了两个馒 头。
我们赶上部队，过灞桥，经蓝田进入秦岭山脉。沿路看见很多 写有“欢迎彭德怀总司令”“欢迎中国工农红军”“国共合作，共同抗 日”的大字标语。
一进秦岭山区就陆续遇到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部 队，成排整连地往下撤退。他们见我们队列整齐地向前开进，竖起 大拇指说：“红军老大哥厉害，全靠你们了!”
进山不久就和北进的 顾祝同部打起来。红十五军团兵分两路，在我军猛烈进攻下，敌军 节节败退，我军跟踪攻占了黑龙口、商县。顾祝同部的李默庵、李铁 军两师部队退守龙驹寨①。
①丹凤县城。
正当我军准备进攻龙驹寨之际，上级来了命令暂停进攻。过了 几天，通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要我们撤到商县待命。干部战士 们听说把蒋介石放了，要和国民党合作，一时想不通，情绪很大。上 级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做思想工作。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近代中国时 局推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停止内战， 一致 抗日创造了条件。
在商县休整期间，上级来了命令，通知一部分团以上干部立即 回延安进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①。
①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 大”。
突然要离开朝夕相处、生 死与共、浴血奋战3年的战友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我一个连 一个连地和同志们告别。按规定离开时手枪和战马都要上交，不许 带走，我们一一照办。韩先楚同志因战争中左手受伤致残，破例照 顾他带了一个警卫员。
10来个团干部(我们团的颜东山团长、孟庆山参谋长在内)在韩先楚师长带领下，背着背包，徒步向山外进发， 一直从商县走到蓝田。
红十五军团的后勤部驻在这里，还驻有不少 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第二天，东北军、西北军的长官联合招待我 们这批路过的红军干部吃饭。我们红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八 师总共50多个师、团职干部都去了。饭虽很简单，但很友好。
吃过饭，我和韩师长一块逛街。那时蓝田县城只有半条街，开 着几家杂货铺、中药店、小饭馆什么的。我们偶然发现了一家照相 馆。韩先楚和我都没有照过相，这时候心血来潮，也想照一张。两 个人摸摸口袋都只有几毛钱，去问了问价，我俩的钱合起来勉强够 照一张，于是就照了一张合影。
可惜的是，我这张最早期的照片，在 解放战争初期，我妻子余群带着孩子随后勤机关向敌后转移时，唯 一的装着风衣、怀表(都是韩先楚从抗日前线回来时送给我的)和 这张照片的箱子，在隐藏的山洞坍塌时被埋掉了。
从蓝田县继续出发之前，军团后勤部见我们背着背包还要走近千里路，给了一峰骆驼让我们驮行李。行李挂在骆驼肚子两边， 韩师长和我一前一后骑到卧着的骆驼背上想试试。没想到这牲畜 站起的次序正好和马相反，它是后腿先往起站的，屁股往上一蹶， 冷不防把我俩栽了个嘴啃泥，逗得旁观者哈哈大笑。
我们一行人在韩师长带领下，从蓝田步行到西安，绕过东边和 北边城墙一直走到北郊渭河边的草滩镇。这天正是农历正月十五， 有几个卖元宵的摊子。想尝尝元宵，每个人买了一小碗。我不知元 宵该怎么吃，就问孟庆山同志。他故意说，拨到嘴里嚼就是了。我 端起碗拨一个到嘴里就咬，哎呀!简直比火球还烫!原来是他见我 不懂，在逗我。旁边的同志见状都哈哈大笑。
我们坐渡船过了渭河，继续向北走过了泾河，开云官方体育app到了泾阳县北的 云阳镇，彭德怀同志的司令部当时就设在这里。司令部派了一辆汽 车给我们拉行李，我们仍然徒步行军，又走了四五天，终于到了党 中央所在地——延安。
红大生活琐记
进了红军大学，我开始被分在三队，住天主堂，队长是谭希林。 三队住队教员是罗世文同志，他后来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被国 民党逮捕，杀害在重庆渣滓洞。
红大是1936年6月1日成立的，校 长是林彪，罗瑞卿是教育长，刘亚楼是训练部部长。
第一期学员已 在我们进校前结业，我们是第二期。
第二期开始有6个队，记得一 队队长是陈赓，二队队长倪志亮，四队队长黄克诚，五队队长苏振 华，六队队长曹里怀。
每个队有100多人，加起来近千人左右，全是 从一、二、四方面军抽调出来的干部。
学习了两个多月，又从6个队中抽出来200多人，组成七、八 两个“军事队”，据说是为东北抗日前线培养中高级指挥员的。我被 抽调分在七队，队长是杨得志。记得八队队长是个姓黄的。在红大 军事队学习期间，我们住在府衙门。
西安事变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不断扩 大，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越来越多，红大(抗大)的学员队 伍也日渐壮大。来一批青年成立一个队，再来一批再成立一个队，我毕业时已有了12个队。以后又在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12所分 校，总计培养了20多万革命干部。
当时，党中央对办好红大非常重视。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经常 亲自来讲课。毛主席给我们这期学员主要讲的是哲学，朱总司令结 合党的历史讲党的建设。周恩来、张闻天、张浩等不少领导同志也 来讲课。罗荣桓同志给我们讲政治。邓颖超同志每次回延安，都要 到红大给我们讲演一次。她在外面见多识广，口才又好，讲得特别 生动有趣。
我最早接触和学习哲学，就是在红大从听毛泽东主席讲哲学 课开始的。从1937年5月初到“七七”事变爆发，在这两个多月里， 毛主席到红大讲哲学课。每次都是全校集合在一起听课。
我们这 些红军干部，文化低的占大多数，记不了笔记，毛主席就让他的秘 书何佩源听课时认真记笔记，他亲自审定后，油印出来发给我们作 教材，这就是以后流传的《辩证唯物论提纲》。后来在此基础上，毛 主席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我们这些小时拿放羊鞭、捉锄头把，现在拿枪杆子的红军干 部，那时连简单的数学题都不知道，对哲学更是一窍不通，但能听 懂毛主席的哲学课。其原因就是他能用深入浅出的方法，结合我们 亲身经历的事例来说明问题，讲清道理，使我们体会到哲学不是神 秘莫测，而是普遍存在于我们战斗、工作和日常生活之中。
毛主席那时还经常出席红大举办的活动。现在还能记起来的 有，1937年5月底，国民党政府派了个考察团来延安，红大举行了 欢迎大会，毛主席出席并讲了话。党中央开过洛川会议后，毛主席 亲自到红大来传达会议精神。毛主席当时住在凤凰山下，离红大很 近。每次都走着来，随身只有一两个人跟着。穿的是红军的旧军装， 戴的是一顶旧红军帽。他习惯于站着讲，不拿讲稿，只有几页纸的提纲，叉着腰，不断地打着手势，话语幽默，非常吸引人。我虽然不 习惯听他的湖南口音，但没有影响我爱听他的讲话。
我们这些部队来的学员，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因此，红大对我 们的文化教育抓得也很紧。我们200多个红军干部到军事队(红大 七队、八队)之后，军事训练和纪律要求更加严格了。每星期都要在 延安东门外的延河边，听校长林彪讲一次话。据说我们结业后将由 他带队赴东北去抗日。
那时开大会较多，记得有一天是开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大 会。张国焘是个大个子，长得较胖，讲起话来呼噜呼噜，像感冒了一 样。朱德总司令作了批判发言。张国焘作检讨时，说自己“犯了军 阀主义错误，分裂主义错误，土匪主义错误”，光给自己扣大帽子， 实际并没说错在那里，说话也很难懂。最后林彪讲了几句，就散会 了。
党中央对张国焘是很宽大的，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代主席，希望他改正错误。但他仍然执迷不悟，在第二年借祭黄陵 之机叛逃了，彻底地背叛了革命。
红大从我这期起，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加入了进来。学校的业余 生活十分活跃，有唱歌、跳舞、打球等很多活动。我那时也喜欢参加 唱歌和打球。
从1937年2月到8月这半年在红军大学的学习，是我一生中 第一次时间较长地、较系统地离职学习文化、政治和军事理论。对 我是一次极为宝贵的机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 了。这时红大更名为抗大，我们这期学员正好毕业。毛主席在毕业证上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 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学员们群情振奋。
韩先楚同志和我相约， 毕业后，都回老部队， 一起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大约8月中旬，我们最初入校的第二期8个队的1000多名学 员毕业了，要先到云阳红军总部报到，然后回部队。学员们像普通 战士一样身背步枪、子弹袋、背包离开延安，向云阳徒步开进。
盼望 己久的神圣使命到来了，同志们都很激动，脚步迈得飞快。上午出 发，只用了六七个小时，就到了60里外的劳山。
正在大路两边休息 时，一个人骑一匹骡子从后边撵上来，朝着队伍喊：“刘懋功、齐渭 川，你们在哪儿?”
我和原十五军团司令部参谋齐渭川不知怎么回 事，答应道：“在这儿!”那人就骑骡子向前走了。
休息了一会儿，训练部长刘亚楼集合大家就地在劳山街道上 开会，由教育长罗瑞卿同志讲话，讲行军纪律、要求，作开赴前线的 动员，还批评了几个掉队的同志。
晚上吃过饭后宿营，我们班10个人，号了一间破房子。班长姓 洪，是原红一军团一个师的参谋长，带着我们找了点麦秸铺在地 上正要睡，队部派人来叫我马上去一趟。
到了队部，见罗瑞卿、刘亚.楼都在，齐渭川也来了。
罗瑞卿说：“军委派人送通知来了，你、齐渭 川都回去，明天一早就回!”
我和齐渭川这才明白方才骑骡子叫我 们名字是怎么回事。
我问：“叫我们回去干什么?”齐渭川也不高兴。
刘亚楼说：“军委叫回去，你们回去就知道了。”
罗瑞卿教育长一向 很严肃，我和齐渭川不敢再说什么，怏怏不乐地各回各班的驻地 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齐渭川无可奈何地正准备离队向后转，刘亚楼来了，说：“你俩先不要走了。军委来了命令，七、八两队都要回 去，你们俩跟他们一起回吧!”
回到延安。我和齐渭川要到军委报到。
但我不知道军委在哪 里，去问队长杨得志同志。他给我写了个条子，叫我去王家坪。
第 二天，我和齐渭川一同去王家坪，找到军委四局。四局的同志给我 俩开介绍信，介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我俩和四局的同志不认识， 也不好问什么。
出来后，迎面碰见四局局长高岗，他一见我们，笑眯 眯地说：“你俩回来了?”
一看就知道他了解内情。我们问叫我们回 来干什么?
他说：“王世泰调庆环分区当司令员了，是他点名要你们 的。”
原来如此!我和齐渭川拿着介绍信急忙到陕甘宁边区党委，找到组织部长张邦英，他是我们的老上级，对他说我们不情愿去庆环 分区，想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央求他通融一下。
正说着，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进来了，板着脸训道：“王世泰叫你们去，马上去!”
这一来 张邦英也不好说啥了。我和齐渭川只好到边区党委管理科领了几 块钱边币的路费，回去背上背包就往庆环分区去报到。
庆环分区机关在甘肃环县曲子镇。我们经甘泉、安塞，顺着洛 河川步行了四五天，并顺路到我家吃了顿饭，看了看我母亲和弟 妹。看看天还早，也没住，就继续走了。
到曲子镇见了庆环分区司令员王世泰同志，他也刚调来不久， 腿伤还没有全好。春天我住红大时，在校部篮球场边上见过他 一 次，我们一块儿看朱德总司令打篮球。当时他的伤还很重，拄着双 拐。
世泰同志是红二十六军老红二团(当时我还没有参军)团长、红 三团团长，是刘志丹同志的亲密战友，是我的老上级。
我的另一位 老上级、后来的红二团团长刘景范同志(刘志丹的弟弟)此时任庆 环分委书记。又能在两位老上级的领导下工作和战斗，我心里觉得 有些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