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县大捷之后，部队撤回关中分区仅休整了四五天，又第二次 向渭北出击。计划攻取三原、富平、白水3座县城，然后取道宜君、 黄陵之间返回关中。
王世泰同志决定首先拔除横在前进道路上的 小丘据点。小丘在耀县县城以西30里处，守敌是陕西保安第四团 一个中队80余人。队长高彦龙，是个作恶多端的反共惯匪。
5月13日夜，受命突袭小丘的警一旅三团由淳化县方里镇出 发，向东北边相距约30里路的小丘急进。我在旅部宿营地，没有随 三团行动。
第二天清早，我听到枪声很密，觉得不对，判断可能是夜袭未成。我立即带警卫员跨上战马向小丘奔去。到了那里一看，原 来是二营拂晓接近敌据点时， 一个战士沉不住气，投掷了一颗手榴 弹，惊动了敌人，突袭不成，变成了强攻。几次冲击未能奏效，造成 了一些伤亡。
我和葛海洲团长重新调整兵力、火力，改变主要突击 方向，把小园子战斗中缴获的两具六○火箭筒和山炮调上来，分别 架在快要成熟的麦田和寨壕里，从东北角抵近瞄准寨墙和碉堡，距 敌约百米，猛烈轰击。三连正面突击，四连、五连分别由南边和东边 夹击，终于将敌寨子攻破，守敌80余人除被击毙的之外，其余全部 被 俘 。
拔除小丘据点后，王世泰代司令员得知西北野战军主力将向 陇东进军的消息，便和我们警一旅、警三旅负责同志及关中地委书 记张德生同志一起商量，决定改变出击渭北的计划，带部队向关中 西部的旬邑、宁县、正宁一带行动，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
部队集结在关中分区西部，首先攻打旬邑县城。张德生同志对 王世泰讲，旬邑县城自卫大队长马志超是地下党员， 一直和他保持 着联系，可以通知马率部起义，配合我军攻城。世泰同志接受了这 个建议，但仍然作强攻的准备，马志超能起义配合最好，如不能起 义，则强攻占领县城。
5月22日，我们警一旅三团包围了旬邑县城。兵力部署是三 营攻南门，一营攻东门，二营在城北布防，切断敌退路。
当天晚上， 天下着雨，一个穿雨衣的国民党军官来到东门外我们的指挥所，指 名道姓要找我。他说他就是地下党员马志超派来送信的。我和他 商谈攻城配合问题。
他说可在南城墙配合，还告诉我城里还有县政 府的保警队他们无法控制，马志超刚掌握自卫大队不久，手下的副大队长、中队长都比较反动、顽固。
我们要求他们只要南门能保证 配合就可以了。他说这点没有问题。他回去后，马志超立即把全大队200余人调集到城外西堡子。他率领亲信将副大队长、中队长全部扣押起来，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我们发起攻城信号后，马志超开了南门，我们进入城内。但还有一部分敌人在与西北城墙相连的土 围子里开枪顽抗，我军只好开炮轰击。敌人吓破了胆，立即扔下枪 投降。旬邑城就这样回到了人民手中。
几天后，新华通讯社播发了 旬邑县自卫大队长马志超率部起义的消息。起义官兵200多人改 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中纵队旬邑支队，马志超任支队长兼旬邑 县政务委员会主任。我们将俘虏及缴获的枪支弹药全部转交给他 (建国后马志超同志曾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1947年3月初，我关中分区部队跳出敌军合围圈，到达黄陵 县西北部子午岭东麓的上珍子。军分区考虑到当时形势严峻，需要 轻装御敌，决定由警一旅后勤部部长徐清同志带领后勤部一部分 和家属队共100余人，向相对安全一点儿的晋绥边区撤退。
王世泰 的孩子和高锦纯、杨拯民、牛书申以及我的妻子儿女都在家属队 中。我妻子余群担任家属队的指导员。预定路线是从驻地上珍子 出发，向北经华池、吴旗、靖边，然后折向东，过横山、绥德、吴堡，过 黄河去晋绥。送走了妻子儿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实际上，他们离开我们身边这块险境，又进入另一个未卜的危 险之中：天寒地冻的千里行军，进犯敌军行踪不定，很有可能和他 们遭遇，而他们仅有两个班的警卫力量，的确叫人放心不下。
高 锦纯旅长让徐清用配备的一部电台向旅部通报行军情况。战斗紧 张时，我们把一切都忘了，全身心扑在与敌人的殊死拼搏中。但一 闲下来，就关心地询问徐清他们的动向。高锦纯几乎每天都要拿着徐清发来的电报，趴在地图上核对位置，划一根向前延伸的红线。
当后勤、家属队进至靖边至横山境内时，突然和旅部失去联系， 一 连几天没有消息。从军事情报得知，敌军误认他们为主力部队，正 尾随追击。
高锦纯把红蓝铅笔往地图上一摔，长叹了一声，对我说： “懋功，完了，完了。徐清他们可能被敌人掳走了!”
我心里一沉，宽 慰他，也宽慰自己：“不会吧，是不是电台发生了故障，或者电池出 了问题呢?”
因为前一年6月我带西府游击支队南下接应王震的三 五九旅时，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嘴上这样说，心里也很焦灼，因 为战争是残酷的，敌人更比蛇蝎狠毒，他们不会优待“俘虏”，如果 我们的干部战士、妻子和孩子落在敌人手中，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的!
但我想被生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余群告诉我，她准备把我们 3 岁半的儿子用布带紧紧地绑在胸前， 一旦在敌人追击时，可以用 她的身体挡住子弹。她临行时还特地准备了一块鸦片烟，在紧要关 头宁可吞鸦片“光荣”，也不当俘虏。其他同志行前也作了最坏的打 算。我相信他们的坚强，更祈盼他们平安无事。
后来得知，他们过 黄河时是最危险的时刻。他们刚刚过去，敌人就追到了河边。又过 了两三天时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同志亲自发来电报， 告诉我们后勤和家属队均已平安到达晋绥地区，让我们放心。贺老 总关心部属，体察入微，最懂得我们这时候的心情。接到贺老总这 份电报，我们高兴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事实上，在路上和到达山西后，还是发生了一些不幸。
大概一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见高锦纯旅长两手抱着头，痛苦地蹲在地上。 我问他怎么回事儿?
他说他不到1岁的小儿子在去晋绥的路途中， 因为天太冷，用棉被包着放在骡子的驮筐中，捂得太紧，不透气，把 孩子闷死了!
他妻子怕影响他指挥作战， 一直瞒着他，所以他到现 在才知道。
我宽慰了他几句。他沉重地说：“你不要宽慰我了，给你说句实话，你女儿也死了，也瞒着你。”
我一下子愣怔了好半天说不 出话来。这是一年前，家属队出发前在上珍子发生的事。我女儿那 时还不满两岁，是被跳弹误伤的。
当时天下大雪，山上野鸡很多，驻 地就在山坡下。旅副政委的警卫员拿着驳壳枪去打野鸡，我的勤务 员怀里抱着我女儿，和其他孩子一起跟在后边看热闹。他一枪没打 中野鸡，子弹碰到石头跳回来，击中我女儿的肚子，伤得很重，当时 就没有救了。我妻子当场就昏了过去。
女儿快过两岁生日了，当母 亲的拆了自己唯一的一件毛衣，给孩子打了一件小小的红毛衣。孩 子就是穿着这件红毛衣死在她妈妈怀里的。
那个警卫员当时就吓 跑了，后被部队找了回来。我妻子忍着悲痛，怕影响我的情绪，在那 边瞒着我，还让别人也不要说。我知道后，也装着不知道，把痛苦埋 在心里，没有办法安慰千里之外的妻子。
人世间丢失任何财富都容易淡忘，唯有夭折孩子的伤痛是难以平复的。几十年后，每当我老伴生前叹惜这个女儿，提起那件小 小的红毛衣，仍然是泪水盈眶，不能自已。蒋介石挑起的罪恶内战， 夺去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其中也包括高锦纯同志和我的幼小无 辜的儿女。
1947年7月15日，中央来电通报，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九军军 长刘戡率8个师的兵力企图合围我关中分区，令我部日夜兼程突 出合围圈。
在研究部队行动方向时，开云官方体育app高锦纯和我的意见是南下过泾 河到西府地区或向东过咸榆公路，插入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敌后， 到富平、蒲城一带寻找战机；
{jz:field.toptypename/}王世泰同志则主张北上陇东，我们服 从了他的决定。部队刚撤离关中，敌军便从黄陵、宜君、焦坪一线压了下来。此时，我们已经正宁、翻越子午岭，到环县了。
8月初，我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由晋西北渡过黄河，划归西北 野战军建制，西进攻打榆林。进犯关中分区的敌军主力北进向榆林 增援。
这时，我军又从陇东准备走原路回关中。走过合水，上子午 岭，到宁县盘克塬，部队休整了两天，继续南下。
天下倾盆大雨，高 锦纯旅长不慎从马上掉下来摔坏了腰，只好坐担架行军。我带着警 一旅担任前卫。
8月14日晚上，我们一旅到达杨家园子、五顷塬等 地宿营。王世泰率警三旅五团、骑六师以及关中地委机关在九岘塬 东边的西洼一带宿营。
我布置警戒后，回到驻地时接到王世泰的电 报，叫我立即率部队返回，说有二三百敌人的骑兵追上来了，要歼 灭这股敌人。
这时晚饭还没有做熟，我带上二团团长于占彪，三团 团长葛海洲和旅作战科长刘协及警卫员，等不及吃饭，戴着草帽， 冒雨往回返。天黑道路泥泞， 一步一滑，天将拂晓才走到他们的宿 营地，大家全成了泥人泥马。
哨兵指点我摸进一个窑洞，王世泰和 赵伯平等领导同志都在。王世泰同志问我部队上来没有?我
告诉 他在后面跟着，随后就到。
他说：“敌人有二三百骑兵，在盘克塬上。 你先上去看看地形和情况，我马上也上去。老赵说得打一下。”
接着 我先报告高锦纯旅长的意见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然后又说我认为这仗不能打。
这时，关中地委副书记赵伯平说：“敌人光糟蹋老百 姓，不能白白放过去嘛!”
我只好带着刘协上了西洼塬，这塬上啥也没有。这边和对面的 盘克塬隔着一条大沟，雨后初晴，晨雾正从沟底漫上来，白茫茫的 一片。
我举起望远镜向对面望去，不由得吃了一惊。对面塬坡上的 人马一片一片的，密密麻麻，何止二三百，起码有三四千人!
而且敌 军正在列队， 一队向东北开， 一队向正西南方向，另一路径直朝我 们这边开来。我急忙叫作战科长刘协快回去报告王世泰同志，这仗不能打，赶快叫一旅返回去，抢修工事，准备抗击!
恰好这时，王世 泰同志上来了。我把望远镜递给他说：“敌人来得太多了，不能打。 我看一旅得赶快回撤到杨家园子一带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掩护 这边部队南撤。”
他举起望远镜一看，也不由得骂了句：“他妈的，怎 么侦察的!”
想了想说：“五团根本抗不住，得叫一旅上来!”
我说： “这怎么行呢?部队一上来，都将陷入敌人包围圈。”
我们争辩了几 句，他仍坚持让三团从西洼向北边方向正面抗击，骑六师和二团在三团的东面抗击，五团在九岘塬即三团的西边抗击。
命令我服从 了，但心里不痛快。世泰同志也看出来了，他说三团、五团由他亲自 指挥；骑六师和二团交给我指挥。我见他口气十分坚决，再没有商 量的余地，只好立即跑去指挥部队，仓促进入阵地。
后来得知，这次跟踪来犯的敌人是青海军阀马步芳的儿子、国 民党八十二军军长、最骄横的马继援率领的骑八旅、 一00旅、独立骑五团及4个独立营共8个团齐装满员的兵力。
他们尾随我军 南来，妄图将我围歼于宁县地区。而我军只有警一旅二团、三团，警三旅五团、骑六师(是步兵，只有一个团)共4个团，实际兵力和敌 军相比约为1:6，且战斗力强的只有警一旅的三团和警三旅的五团。关中分区党政机关和警一、三旅的后勤辎重都跟着我们，打起 来后，拖累很大。
西北解放战争的经验证明，愚昧、迷信、 野 蛮、快速、机动的青、宁二马战斗力强于胡宗南部，青、宁二马中青马尤其要强一些。我军几次仓促应战，都吃了些亏。这次不仅敌我 兵力悬殊很大，更主要的是在时间仓促，敌情不明，没有认真准备 的情况下打的，因此注定了是一场艰苦、悲壮的血战。
我刚把二团布置好，沿山头去找骑六师的部队，敌军已发现正 面布防的三团，并发动了攻击，霎时杀声震天，枪炮齐鸣。三团拼力 抗击，给敌重大杀伤并将其击退。
敌军调整兵力后，又一次次发动冲锋，督战队在后边舞刀挥枪驱赶士兵向前。三团拼死苦战，前卫 三营在军条庙梁坚守了10个小时。敌军死伤惨重。我军损失也不 小，在三营左侧防守崾岘的二营五连的“穆光成排”全部壮烈牺牲。 穆光成同志是参加过西路军的老红军。
坚守阵地的战士们没水喝、 没饭吃。骑六师副师长杨拯民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搪瓷茶缸面条给 我吃了几口，就传给了别的同志。
警三旅旅长黄××看情况不妙， 带领五团不打招呼就撤退了，把三团的左翼完全暴露给敌人，使三 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骑六师的主力团在团长张亚雄的指挥下，在 东北方向桃树庄抗击，也打得十分艰苦，张亚雄和政委赵征都负了 伤。
二团的石中玉连在掩护大部队转移后，石中玉同志看到我，说 快走，于是我跟随他们最后撤出战斗。我们边打边撤，敌军边打边 追，一直把我们追到子午岭，天黑了，敌军不敢冒进，才收兵退走。
大概走到夜里九、十点钟，部队到了子午岭中的五里墩(属宁 县)。我跟着石中玉连刚坐在路边石头上休息，见来了个通讯员，说 王世泰同志叫我去前边开会。
我到前边一个山梁上，见王世泰等领 导同志正在讨论怎么行动。除了警三旅五团撤得早，基本完整之 外，其他各团损失都很大。
三团打得最艰苦，伤亡了两个连。驻杨 家园子的旅直机关和后勤部遭敌袭击，被打得七零八落，还被俘了 一些同志。总计减员在500人以上。大家七嘴八舌，没有一个统一 的意见。
我说：“到这时候了，还开什么会!敌情这么清楚，还研究 什么?现在是指挥员下决心的问题。”
赵伯平同志说：“懋功，你说说 你自己的看法。”
我平时肚子里就搁不住话，这会儿心急火燎，就直 截了当地说：“我的意见，把地方党政机关、后勤部、卫生部、文工团 等南下撤回关中，赶快走，现在就走!不要走大路，专门钻山沟、树 林，到天明能走出去六七十里，就安全了。战斗部队向东撤进山区，保存有生力量!”
我说完后，大家一时沉默。我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不这么办，恐怕咱们都危险!”
于是王世泰同志下了决心：“好，就这 样办!”
他带警一旅三团、骑六师先撤，命令我率警一旅二团、警三 旅五团掩护，嘱咐我在山上一定要坚持到天亮以后再撤退。 编者查注： 黄罗斌
黄罗斌在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警备第三旅旅长，其下属第五团在1947年关中战役和西府战役中的行动成为军事检讨的焦点。 1947年8月的关中战役中，警三旅五团的行动直接导致左翼防线暴露。据警一旅参谋长刘懋功回忆，黄罗斌指挥五团在未充分沟通的情况下突然撤退，使警一旅三团侧背受到马家军骑兵的猛烈攻击，造成该团团长和政委负伤，战斗异常惨烈；战后检讨会上，纵队首长批评警三旅“行动不力”，黄罗斌被要求作一般性检讨，但未受严重处分，此次事件被视为其从野战军指挥岗位转向地方工作的转折点。 在1947年西府战役中，警三旅五团再次因提前转移给友军带来压力。西北野战军在扶风、岐山一带防御裴昌会兵团时，四纵司令员王世泰命令警三旅执行阻击任务，但黄罗斌带队后折返，谎称前沿阵地已被敌军占领，导致阻击计划失效；战役结束后，上级对四纵指挥层提出批评，黄罗斌被调离野战军，转任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政委等地方职务。 后续发展方面，黄罗斌于1949年后长期在地方任职，历任宁夏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甘肃省副省长、新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等职，1980年任甘肃省政协主席，并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